徐国琦：试论体育视角在美国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admin 3个月前 (02-06) 专题推荐 50 0

　　本文作者徐国琦教授

　　摘要

　　体育在美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影响和凝聚美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美国文化和价值的重要体现和载体。体育同美国国家建构和美国理念密切相关。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利用体育同当时的强国英国抗衡和折冲樽俎，并通过体育实现世界的美国化和利用体育作为软实力从事文化外交。体育因素在帮助美国崛起以及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体育视野是研究美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极好的平台，兼具整体性、代表性和公平性的有效视角，并有跨阶层、跨种族、跨文明等特质。从体育角度研究美国史，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可以从历史角度在无数领域如种族、外交、国际关系、商业、企业、市场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从事突破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体育尤其是国际体育本身属于文化和国际史及跨国史范畴。目前从跨国史角度研究历史风靡中国及国际学术界。但如何做到，是一个巨大挑战。从体育角度研究跨国史视野下的美国史，可能是一个非常有益和有用的尝试。

　　关键词

　　体育；美国史；美国崛起；美国文化扩张；中美关系史；棒球；奥运会

　　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的美国史研究取得长足发展。除涉及外交、政治、军事、经济等重大题材外，我也看到不少优秀著作从环境史、科技史、灾害史、社会史、跨国史、妇女史、生活史、文化史、移民史等新角度来透视美国历史进程。但很少看到从体育角度的跨国史视野来深入研究美国历史的作品。近距离观察过美国的人可能都注意到，体育是影响和凝聚美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美国文化和价值的重要体现和载体。美国人也许对许多问题政见不一，难以达成共识，但长期以来，大多关注体育，对体育活动和赛事兴趣盎然, 大家有不少共同的话题。从相当大的程度来说，体育成为多元社会中美国人的共同语言。美国资深媒体人后来成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主编的哈里森·瑞里（Harrison Rainie）就观察到，“美国人在社会中已经分崩离析，经济上压力重重，道德上无所适从。他们之间如果有共同语言的话，就是体育了”。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1998年也宣称，“不管正确如否，美国是一个痴迷体育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用体育来作为【美国】人民的隐喻和象征”。长期研究美国社会与体育的一位文化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一个“体育共和国”（“sporting republic”）。

　　Mark Dyreson著Making the American Team: Sport, Culture, and the Olympic Experience

　　美国人是否与众不同，美国是否例外，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从体育层面来说，美国人的确卓尔不群，甚至自命不凡。在美国人的英语里，soccer 是足球，而football 则是美式橄榄球，可以用手打的。1903年开始的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每年10月举行的总冠军赛其实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球队构成的联盟比赛而已，但美国人却称之为“World Series”，即世界大赛。美国人重要节日之一的感恩节(Thanksgiving)一定要有美式橄榄球比赛，把传统节日与体育传统有机结合在一起，可谓美国人的发明和美国价值的结晶和体现。如果美国有类似中国春节一样重要日子的话，那一定是一年一度的橄榄球超级碗决赛(Super Bowl)，比赛前后好多天美国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这场大赛。凡此种种，均在一定程度上可看出体育在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以及体育如何同美国国家建构和美国理念密切相关。

　　可以说，体育视野不仅是研究美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极好的平台，兼具整体性、代表性和公平性的有效视角，并有跨阶层、跨种族、跨文明等特质。体育尤其是国际体育本身属于文化和国际史及跨国史范畴。在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哈佛大学美国及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纳伊（Joseph Nye, Jr.）曾经提出著名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体育恰恰属于软实力范畴。窃以为，理解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应该是把美国官方和民间扩张的双重力量以及把美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作为一个总体来分析，四位一体，缺一不可。体育视角似乎可以帮助我们从该四维空间透视这种民间和软实力的影响。此外，全世界学者们长期争论美国是不是一个帝国。大部分美国人也许不认为美国是一个传统帝国。但如果把体育纳入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范畴的话，诚如美国学者艾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和杰拉德·杰姆斯（Gerald R. Gems）所指出的，体育角度则可能从全新的视野帮助我们分析美国是否属于帝国。凡此种种，均可说明体育视野在研究美国史方面的多重功效和作用。总之，从体育角度研究和解读美国史，不仅大有可为，前途无量，而且可以在无数领域如种族、外交、国际关系、商业、企业、市场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从事突破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及解读。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限于篇幅及个人有限能力，本文侧重介绍和解读体育因素在美国文化扩张和美国崛起以及中美关系方面的价值及影响。并希望以此文为契机，抛砖引玉，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聊尽绵薄之力。

　　Joseph Nye, Jr.著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一、学术源流及代表作品简介

　　体育视角进入正统美国史研究领域时间不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史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美国职业历史学者开始尝试透过跨国史视野，从体育角度综合和系统分析研究美国历史，特别是民权运动史、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仅以本人所熟悉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而言，不久前刚去世的美国杰出历史学家沃尔特·拉斐伯（Walter LaFeber，1933-2021)，以及少壮派学者托马斯·则罗（Thomas W. Zeiler）和芭芭拉·克斯（Barbara Keys）可谓其中的佼佼者。拉斐伯在1999年出版了《迈克尔·乔丹和新全球资本主义》（Michael Jordan and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一书。该书通过美国职业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在体育和商业方面的成功故事，分析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以及世界的美国化现象。在书中，拉斐伯仔细分析了耐克公司和品牌如何借助体育一举打造成为人人青睐的国际著名商标。在他看来，体育是解读美国长期以来如何利用文化资源向世界有效扩张的一个重要途径。托马斯·则罗是美国著名外交史专家。曾任美国外交史史学家学会主席（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SHAFR）以及《外交史杂志》（Diplomatic History）主编。他在2006年出版《穿条纹裤的大使：斯帕顶的棒球世界之旅和美帝国的诞生》（Ambassadors in Pinstripes: The Spalding World Baseball Tour and the Birth of the American Empire，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6)以及2017年与同事马丁·巴比兹（Martin Babicz）合著《国球：棒球视野下的美国史》（National Pastime: U.S. History Through Baseball，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7), 两书均从有美国国球之称的棒球入手，解释美国历史及美国于19世纪末如何在国际经济和商业舞台上的强势崛起。第一本书通过讲述美国的两支棒球队于1888年—1889年期间的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在世界多地主办棒球表演赛的故事，说明这些球员实际上在从事文化外交，借棒球把美国的价值、美国的影响传播到世界舞台，是美国文化扩张的一个重要及有效的体现和途径，更是美国力图领导世界的重要战略。这里提到的托马斯·则罗的第二本书的旨趣可谓不言而喻，就是从棒球角度来讲述一部美国史。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克斯长期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任教，不久前移师英国一高校，2019年荣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主席。其在哈佛大学的历史系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著作《体育全球化：1930年代的国家冲突和国际社会》（Globalizing Sport: National Rivalr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1930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就是研究国际体育如何影响1930年代的国际关系和美国通过体育的国际化来实现自己的外交方略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课题。2019年芭芭拉·克斯又主编了一本书，解构国际体育是否能够促进国际和平和人权发展的迷思，并解读体育如何成为跨国企业和机构走向国际化的媒介。该书名为《全球体育的理想：由和平到人权》（The Ideals of Global Sport: From Peace to Human Rights，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9)。这些杰出美国外交史学者的代表作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体育视野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研究美国史的这一新路径。

　　Barbara J. Keys著Globalizing Sport: National Rivalr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1930s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历史学者斯蒂芬·波普（Steven W. Pope）学术地位虽然不如前面几位高，但其同样在借助体育研究美国史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波普在1997年出版的《爱国比赛：建构美国想象中的体育传统》（Patriotic Games: Sporting Traditions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1876-192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十分精彩地解读了美国人在1876年—1926年期间的50 年内如何通过体育力图打造心目中的理想美国。此后他又写了些较有分量的文章，如在2007年发表的《重新思考体育、帝国和美国例外论》一文（Rethinking Sport, Empire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很好地从体育角度解读了美国的国际地位的兴起。2016年他还和他人合作，撰写了一篇名为《美英体育对抗和全球体育产业的形成》（American-British Sporting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Global Sports Industry）的文章。该文从跨国史角度，借助体育视野分析英美在霸权特别是商业和工业等问题上的勾心斗角，以及美国如何将国际体育美国化。

　　哈佛大学美国史及跨国史和国际史大家入江昭先生(Akira Iriye) 长期以来，一直身体力行地提倡美国史的跨国史视野，大声疾呼文化因素在美国史研究中的价值。为了鼓励世界学者参加跨国史学术研究，他同皮埃尔伊维·尚尼尔（Pierre-Yves Saunier）一起共同主编并于2009年出版了《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辞典》（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9) 一部长达近1 300页的皇皇巨著，旨在集世界诸多一流学者之力，精心打造一部鸿篇巨制的跨国史研究指南，为跨国史研究及其未来发展指点迷津。值得强调的是，鉴于“体育”在国际史和跨国史中的重要性，该书不仅包含“体育”条目，并予以重点文章的地位。

　　Akira Iriye著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除上面提到的几本著作外，体育史学者如杰尔德·杰莫斯（Gerald R. Gems）撰写的《竞技十字军：体育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The Athletic Crusade: Sport and American Cultural Imperialism，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马克·达瑞松（Mark Dyreson）的《打造美国团队：体育、文化及奥林匹克经验》（Making the American Team: Sport, Culture, and the Olympic Experience，Champaig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马克·达瑞松和J. A. 曼根（Mark Dyreson and J. A. Mangan）合编的《体育与美国社会：例外论、狭隘性和帝国主义》（Sport and American Society: Exceptionalism, Insularity and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7）, 美国文学与文化学者艾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的《竞技比赛和帝国》（Games and Empire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以及政治和社会学学者安德勒·马克维兹（Andrei Markovits）与斯特芬·海勒曼（Steven Hellerman）合著的《越位：足球和美国例外论》（Offside: Soccer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等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均属上乘。这些著作无疑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并指出了一条充满挑战但未来可期的学术前景。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单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美国史学者及其著作，对研究方向不是美国历史或主要是体育史学者的著作只好割爱，难免挂一漏万, 不可能全面梳理和综述研究体育与美国历史方面的现有成果。这里之所以强调杰出的美国史或美国外交史专家的相关著作，主要用来作为例证，说明体育角度和视野可能在研究美国历史的学术趋势和未来发展潜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独特的作用。

　　目前体育视野下的美国国际史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差不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理应参与这一轮刚刚兴起的学术探索之旅。此举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毕竟在体育视野和领域中，中美学者之间有许多兴趣交叉的共同课题，也有共有的历史和愿景，更有不少彼此取长补短的空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2021年刚刚启用新的奥运会口号“更高、更快、更强、共享”(higher, faster, stronger, together)，这一口号实际上也可以给我们历史学者一些启示和鼓励。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国际的和共享的，是一个跨国学术共同体, 美国史研究尤其如此。如果我们中国学者投入这一新的学术路径，同美国和世界其他学者一道，齐心协力，也许我们可以把中国和世界的美国史研究水平带到一个更高和更强的水平 (higher and together)。

　　本文作者著《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

　　二、从体育角度透视美国的崛起

　　体育视野的一个巨大价值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研究和透视19世纪后美国如何在国际上迅速崛起的历程。中外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打定主意并愿意成为世界霸主。当然，美国在外交、军事方面的确长期不愿染指国际事务，不想执世界牛耳，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从体育视野去分析美国蠢蠢欲动的霸权心态和曲折历程，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其实美国人在19世纪末就千方百计的欲从文化、技术、市场、经济、价值观等方面取代英国并执世界牛耳而后快。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常遭到忽视但更有意义的体育角度尝试分析19世纪末以来美国如何绞尽脑汁让世界美国化，也许我们对美国的霸权历程会有新的认识。从国际体育解读美国的兴起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不仅更有穿透力、说服力，而且脉络更为明晰。

　　王立新著《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

　　让我们先以棒球为例。棒球有美国国球之誉(national pastime)。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就坚信棒球是“我们的游戏，美国的游戏”（“our game, the American game”）。美国棒球职业联盟(the National League) 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的100周年时（1876）建立，不仅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也发人深省，不禁让人思考100年前追求的主权独立与100年后美国人追求的文化独立和自我本位是否有某种密切联系。许多美国人及学者都认为，要理解美国社会或者美国史，人们必须至少要重视棒球。欧洲出生但长期生活在美国的著名文化史和哲学学者雅克·巴尊（Jacques Barzun，1907-2012）甚至有一句名言，“要想真正懂得美国人的真实想法，就要懂得棒球”。前面提到的托马斯·则罗的著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曾在哈佛历史系执教的威廉·格奈普（William E. Gienapp，1944-2003) 教授系美国内战史权威学者，但其一生对棒球极其热爱，研究棒球与美国文化、社会的密切关联。他在世时在哈佛历史系开设的“棒球与美国社会” （History 1653：Baseball and American Society, 1840 to the Present），深受哈佛莘莘学子的欢迎，每节课多人满为患。他上该课时常带着不同时期的棒球帽，以与当天的授课内容匹配，可谓用心良苦。能在大师云集、各有神通的哈佛历史系成为最受欢迎课程的老师，实在难能可贵，令人称道。格奈普在棒球教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无疑说明了棒球作为学术话题的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甚至可以成为引人入胜的学术内容，进入高等学术殿堂。

　　棒球在传播美国价值观和文化方面，显然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人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在从事棒球外交。这一棒球外交的起点就是 1888年10月到1889年 4月长达半年的美国棒球队的环球巡演。参加的两支球队即芝加哥队与美国联队在此次环球之旅中共举行了53次比赛。首访国家是澳大利亚，然后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埃及、欧洲多国及英国等。这一创举缘于美国棒球的传奇人物阿尔伯特·斯帕顶(Albert G. Spalding, 1850-1915)。斯帕顶出身贫寒，靠个人的努力成为著名棒球队员、棒球队老板以及体育器材的制造商。并撰写过《美国的国球》（America’s National Game，New York: American Sports Publishing Company，1911）。1939年他被选入美国棒球名人堂，以表彰其在美国棒球发展方面的不朽贡献。在1888年—1889年美国棒球队的环球之旅中，他一手促成和精心策划的美国棒球队的环球巡演就是想借此把美国的国球向全世界推广，扩大其个人的商业利益，并提高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阿尔伯特·斯帕顶

　　棒球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世纪末棒球已经成为美国人的拿手好戏，并被他们用来作为展示美国文化和软实力的工具。把棒球作为美国的国球推向世界，实际上也是展示美国人独特的理念和价值观。1888年的美国人尚未有强烈冲动成为世界外交、政治和军事霸主，距离1898年美国人初试建立帝国先声的美国—西班牙战争还有十年时间。但在历史学家托马斯·则罗看来，尽管为时尚早，但斯帕顶的棒球环球之旅无疑隐含了建立将来美国帝国的诉求和追求，也是美国巨人在羽毛渐丰期间的跃跃欲试之举，其手段是文化和商业、经济扩张。虽然这次棒球环球之旅未能让英国人、欧洲人、澳大利亚人等拥抱美国国球，但此次旅行无疑是一次野心勃勃的宣传和庆祝美国文化和文明之旅，旨在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伟大国度正在冉冉升起，并通过宣传棒球来展示美国的伟大和巨大潜力。可以说，美国棒球队的环球之旅是研究美国早期文化和商业崛起的一个有效窗口。早在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科技大国和大众消费文化大国。美国人自信满满，希望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文化。美国棒球队的环球之旅可谓美国的文化外交，借棒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和扩大美国影响。这些明星球员因此也可被视为代表美国文化和价值的使节。或借用美国著名美国史学者艾米丽·罗森堡（Emily S. Rosenberg）的一影响深远著作的标题来说，这其实是美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播美国梦”（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尤其是美国的科技和大众消费文化之梦。

　　如果说1888年—1889 年美国棒球队的环球巡演赛是帮美国文化、美国价值“走出去”的话，美国人很快又借网球设计了“请进来”的高招。1899年夏，包括德怀特·戴维斯（Dwight Davis，1879-1945) 在内的四名哈佛大学学生网球队员在加州参加了美国国内网球赛，在比赛中，他们意识到网球比赛不仅对美国人具有体育及其他价值，更可以推广到国际层面，他们灵机一动，打算邀请他国运动员到美国比赛，借此展示美国的实力和优势。鉴于当时除美国人外，打网球的主要只有英国人，所以他们乃讨论建立英美之间的网球比赛的可能性。这四位哈佛学生对美国人的网球能力深感自信，认为一定在网球杯中占上风，进而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美国人的一个特点是言必行，行必果。戴维斯当时虽只是仅20岁的哈佛学生，但出身名门，长袖善舞。他在前美国总检察长和国务卿里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yney，1835-1917)的指点下，把他及其同学讨论的结果很快形成可操作的网球杯章程，并设计奖杯, 甚至自己出资700美金定制了该奖杯。因为戴维斯的贡献，该网球杯最终以戴维斯杯（Davis Cup）闻名于世。

　　德怀特·戴维斯

　　1900年第一届网球戴维斯杯正式开始。开始时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比赛，在首届网球戴维斯杯上，美国人以3:0击败英国球员。后来扩大多个国家参加。1905年法国、奥地利、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选手开始加入。到1920年代，参加国家达20余国。1969年更有高达50个国家选手参加戴维斯杯。到1990年代，参加国家达到100个之多。到2016年时，135个国家球员参加戴维斯杯。美国人在该杯历届比赛中取得压倒性优势，到2019年时，美国打进决赛61次，并获得32次戴维斯杯，赢戴维斯杯次数比任何一个参赛国都多。

　　戴维斯本人不仅参加了早期比赛，后来也青云直上，1924年成为美国国防部长（Secretary of War，1924-1929），几年后又被任命为当时尚为美国殖民地菲律宾的总督（GovernorGeneral of the Philippines，1929-1932)。他建立的网球戴维斯杯直到今天仍是世界顶级网球赛事，目前直接由国际网球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简称 ITF) 管辖，有男子网球世界杯之称。无论对发起者还是执政者来说，戴维斯杯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网球比赛，而是美国扩大软实力的一个有效工具。1924年加尔文·库里奇（Calvin Coolidge，1872-1933）总统在白宫亲自参与戴维斯杯比赛球员的抓阄遴选事宜就说明这一点。从戴维斯杯的历史可以清晰看到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通过网球比赛来实现世界美国化的历程。

　　加尔文·库里奇

　　篮球在1891年的美国问世，到二战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成为美国实现世界美国化的一个重要媒介。沃尔特·拉斐伯明确声称，“篮球的传奇，尤其是在迈克尔·乔丹时代，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时代被称为美国世纪”。美式职业篮球比赛（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的影响力在中国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有数量众多的NBA比赛球迷。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许多中国城市青年对美国这种悍然反华行动感到极为愤怒，并抗议、示威。然而在1999年6月，当中国中央电视台为表示对美国的抗议立场，取消原定NBA比赛转播时，一些抗议美国反华暴行的年轻人却打电话向中央电视台抗议，要求继续转播。他们坚持认为体育赛事“不应与政治挂钩”。当时在美国大使馆前抗议美国反华行径的一个中国学生就说：“我痛恨美国霸权，也爱NBA比赛。这是两回事。NBA比赛属于全世界，每个人都有观看的权利。”此一事例一方面说明了美国人借助体育实现的世界美国化是何等成功，同时也佐证在民族主义撕裂中美两国关系的同时，体育又把中国人与美国人联系在一起。

　　众所周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在19世纪末问世的，在时间段上正好同美国在国际上迅速崛起吻合。在法国人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于1894年创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时，美国正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长期以来，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透视美国崛起和强盛轨迹的另一个有效视野就是奥运会。奥运会成为另一个美国展示实力和影响力的舞台，向世人展示美国是这一口号的具体代表和体现。美国人不仅直接参与创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并参加了几乎所有奥运会。目前为止，美国也是举办夏季奥运会最多的国家。美国先后举办了1904、1932、1984、1996年的夏季奥运会，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也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这将是洛杉矶一个城市举办的第三届夏季奥运会。

　　顾拜旦

　　就奥运会奖牌榜而言，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在夏季奥运会所拿的奖牌数名列第一，超过所有国家和地区。其优势远远超越处于第二名的俄国人。如以金牌考量，从1896年首届奥运会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美国共获得1 061块金牌。奖牌总数为2 636块。在金牌榜排在第二的俄国人自1952年参加奥运会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共夺得508金牌，奖牌总数为1 919块。显然，美国的超强实力把俄国人远远甩在后面。而且，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长期以来拒绝直接向本国奥运代表团或运动员提供政府资助的就是美国。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运动员能够取得如此杰出成绩可谓非凡、前无古人。从体育角度看，美国从19世纪末以来就是超级大国。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美国还产生了不少传奇奥运运动员。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1913-1980)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希特勒纳粹政权鼓吹雅利安种族优越，力图借 1936年柏林奥运会来展示德国民族的伟大。但欧文斯硬是在希特勒的眼皮底下，获得4块金牌，一举粉碎了纳粹的宣传。欧文斯也因此成为一代传奇和伟大英雄。另一位传奇奥运运动员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一人独得8块金牌的美国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他是目前为止现代人类奥运史上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到2016年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共获28块奖牌。其中包括23块金牌。

　　可以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见证了美国的崛起，美国人更是通过奥运会把美国的文化、价值及观念带到世界。奥运会可谓为美国展示软实力的最好舞台。加拿大体育史学家杰弗瑞·史密斯（Geoffrey Smith）曾写道：“在各种全球性体育运动中——其中太多已经美国化——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不易察觉的【美国】帝国主义。”因其“荒唐的金钱利益”及对“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人”之吸引力，这种所谓的帝国主义隐藏得特別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史密斯的分析和观察不无道理。我希望通过以上的文字，足以说明，无论我们把体育作为美国人展示软实力手段也好，或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武器也罢，还是当作外交工具来考量，体育的视角无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美国如何将世界美国化和如何一步步迈向霸权。

　　Walter LaFeber著Michael Jordan and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

　　三、体育视野下的美英争霸历程

　　美国人在19世纪末开始热衷把世界美国化的心态与当时美国社会接受盛行一时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关，更同美国扩张主义理论代表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在1890年代问世的海权论密不可分。马汉认为，谁控制海洋，就能控制世界。他鼓吹美国要跨洋过海，将强大的国力同控制海洋连在一起。受其影响，年轻的美国历史学家佛瑞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在其189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的著名论文中指出，美国国内边疆已经消失，新的边境只能出现在海外。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更是向世人宣告一个技术先进、大众文化发达的新型大国——美国的诞生。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对文化强权的向往，导致同时期的美国人追求尚武精神和对体育的热爱。1890年代晚期马汉更是明目张胆地宣称，“对文明社会来说，没有比尚武精神（我敢说是‘战争’）的消失损失更大的了”。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汀·霍根森（Kristin Hoganson）在其《为美国的男子气概而战》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美国社会当时对“尚武精神”的认同和热衷。在霍根森看来，各国向来强调男子气概是国家生存和竞争之道，而体育运动则被认定为培养男子气概的捷径。20世纪之交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850-1924）明确将体育运动和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他甚至督促母校哈佛大学支持与体育运动相关的项目。他说：“花在体育比赛上的时间和在运动场上受的伤，是说英语的民族成为世界征服者所付代价的一部分。”1901年—1908年担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坚信美国男性和整个美国民族应该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来实现自我和民族价值。罗斯福宣称，“伟大意味着为国家和人类而战”。罗斯福鄙视不够坚毅的男子和民族。在他看来，“我们尊重那些真正像男子汉的男人——正视困难，克服困难，而且以此培养自己的孩子”。罗斯福甚至指出，“如果我们未尽到自己的责任，就会像中国那样沦为弱国”。罗斯福告诫美国人，“所有伟大的、如主人般发号施令的民族都是有强烈斗争精神的民族; 而一旦一个种族失去顽强拼搏的美德，它便失去了傲视同侪、与最优秀的伙伴平起平坐的权利”。西奥多·罗斯福希望美国人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强壮和最勇敢的”人民（“the strongest and boldest”）。

　　西奥多·罗斯福

　　19世纪末美国出现的边疆学说、海权理论及追求强身健体的风气，与美国人强调体育相得益彰，从而进一步导致美国借助体育进行海外扩张。佛瑞德里克·派克松（Frederic Paxson）系边疆学说的鼻祖特纳的门徒。他在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接把美国人同体育的关联与乃师的边疆学说相提并论。他认为，美国人在国际上的体育之争实乃寻求新边疆。体育竞技场就是美国人在新时代下的新边疆。体育代替传统的旧边疆，可以成为美国人的新安全阀（“the safety valve of sport”），让美国人得以借此释放能量和寻求国家的伟大和安全。美国人会在这场新边疆之争中获胜。从而建立在新世纪中建立“新世纪的新美国主义”（“a new Americanism for a new century”）。

　　19世纪美国人在体育方面的争强好胜，特别反映在其借助体育同英国的竞争上。美国人的尚武精神无疑突出体现在20世纪之交美英对抗方面。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曾写道，“真正的竞技体育与公平竞争毫不相干。它必定充斥仇恨、嫉妒和狂妄自大，人们无视任何规则，面对暴力竟然产生病态的愉悦感。换句话说，竞技体育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一描述用在当时英美通过体育竞技场一决雌雄是十分恰当的。近代体育也许起源于英国，但美国人不仅把体育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化了，更重要的是美国人通过体育一步步把英国从霸主的位置上拉下来并取而代之。在相当大程度上说，体育是透视美国代替英国成为超强国家进程中两国之间的争斗轨迹的一个最好视角。

　　乔治·奥威尔

　　从19世纪末开始，自信的美国人认为老牌帝国——英国正在走下坡路，美国可以取而代之。英国人当然也看不起美国的暴发户心态和行径，认为美国人缺乏教养。反映两国这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最好例子就是1908年伦敦奥运会。此届奥运会不仅是两国运动员一争短长的竞技场，更是成为美国向英国公开叫板的舞台。无疑美国人把他们要取代英国政治、文化、工业、经济等方面领先地位的意愿，投射到了运动竞技场。英国人当然心知肚明，对美国人大玩手脚。开幕式上本应展示参加国或地区的旗帜，但英国人居然“忘了”悬挂参赛国美国的国旗。美国人也以牙还牙，开幕式运动员入场时经过英国国王观礼台时, 拒绝与其他代表团一样向国王行点旗礼致敬，仍旧高举自己携带的小面国旗前进。当时正出席开幕式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当然不悦。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人顾拜旦曾这样评述1908年伦敦奥运会：“从第一天开始，国王爱德华就因美国运动员的举止和响彻全场的狂呼乱叫而把他们当成野蛮人。我无法理解美国代表团领队沙利文的态度。他自己就和队员一起疯，对美国队员一点儿节制的意思都没有。”

　　爱德华七世

　　美国人与英国人在1908年奥运会期间的冲突与对抗似乎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不符，不仅没有增进英美两国人民的和平和友谊，而使奥运会成为恶性对抗的竞技场。体育史学者马克·达瑞松明确指出，两国在此届奥运会上的争斗预示风水轮流转，美国将是未来世界的主宰。的确，让英国人十分沮丧的是，在自己家门口的奥运会上，却是美国人大出风头，大获全胜。英国只能甘居下风。英国人当时尚未意识到和接受美国人在竞技场上的优异表现是得益于美国式的体育训练，并非英国人技不如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对美国人在伦敦奥运会上碾压英国人表示兴奋。他邀请获胜美国运动员到白宫，并告诉他们，不要纠结于英国人在伦敦奥运会上的不公，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赢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另一次体育盛会上，美国人再次让英国人彻底意识到美国的崛起势不可挡，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更高、更快、更强”的国度。一战当时称“大战争”（“The Great War”, 1914-1918)，这场大战是英国霸权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并为美国介于欧洲事务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契机。美国的参战在军事上贡献并不大，美国对英法等国在一战中的最大贡献主要是在金融方面，美国人凭借自己丰厚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帮助英法诸国免去了金融破产之虞。一战不仅展示美国的军事上、经济上的重要性，也标志了英国和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当时确实想借此将美国大幅度卷入世界事务，甚至有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但美国人民并无此追求。一战后美国社会在军事上、外交上还是不愿意美国全方位卷入国际事务并成为世界霸主。尽管如此，美国人借助体育扩大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和影响还是方兴未艾，如火如荼。1919年美国参加一战的欧洲远征军通过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在法国巴黎郊区举办的盟军运动会（The 1919 Inter-Allied Games）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来自18个参战国的1 5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一持续两周的运动会。美国人为此在巴黎郊区专门建立了以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John Pershing， 1860-1948）将军冠名的体育馆。这是当时世界上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分析和介绍这一运动会。这里想强调的一点就是，美国通过举办如此体育盛会，明显要向全世界昭示一个新的强国的崛起。

　　潘兴

　　四、体育视野下的中美关系史

　　尽管美国同英国一度竞争激烈，但两者权力的交接总体和平，没有兵戎相见。目前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同不断崛起的中国之间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异常复杂。中美关系的未来如何发展，实在属于未定之天。但与当年美国与英国争霸时不一样的是，体育在中美关系史上不仅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还发挥了十分正面的作用。体育视野可以帮助我们解读非常精彩也许不一样的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史。回顾一部中美关系史，体育的重要性其实非常突出，不仅帮助缔造了中美人民的友谊，也和两国外交关系环环相扣，因此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 及“共有旅程”(shared journey)的重要环节。

　　提到体育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大家都会想到1971年—1972年的乒乓外交。1971年，在毛泽东(1893—1976)主席和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13-1994）总统共同努力下，毛泽东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一举打开了中美两国冰封20余年的敌对局面，开启彼此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实现了周恩来(1898—1976)总理所说的“小球推动大球”构想。此处的“大球”为国际局势和国际秩序，“小球”当然是指乒乓球，属于体育范畴。有趣的是，是中国人主动通过体育展开了令世人惊奇的乒乓外交。如当年美国人一样，体育成为中国人的外交手段和武器。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在不同地方，也写了不少分析乒乓外交的文字，在此就不赘述了。但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乒乓外交对中美两国意义非凡。对美国而言，借助乒乓外交同中国改善关系，不仅帮助美国从越南撤军，而且为其处理同苏联的折冲樽俎，带来灵活性和优势。对中国而言，乒乓外交更是一步绝妙好棋和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从而在处理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联合国、以及打破外交孤立及对抗苏联等诸多方面，一举打开僵局，并开始占有主动权，甚至为中国重回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勃勃生机。

　　1972年尼克松访华

　　1979年是中美关系史、中国与国际体育交往史上的转折之年。中美两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1979年初，邓小平(1904—1997)应邀访问美国，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展示中美关系进入全新的一页。1979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国际体坛的开端，在缺席了20多年之后重返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出奥运会的主要原因是反对美国的所谓“两个中国”立场及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敌视。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乒乓外交”无疑也为中国最终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提供了重要的国际舞台。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许多国际奥委会成员纷纷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会员国，最终促成了中国1979年回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

　　除乒乓外交外，体育一直在中美关系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媒介角色。近代中国人对国际体育的认识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来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人有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大力思考如何救亡图存，波涛汹涌的国际化浪潮席卷中华大地，体育救国即是其一。美国人民参与其中。中国人的“奥运三问”的实现，都和美国人密切相关。个中机缘，可谓充满巧合。1895年，美国人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 1870-1949）在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分会。1899年，上海分会成立。到1922年，全中国已有22个分会。青年会落脚中国伊始，就孜孜不倦推广现代体育运动。中国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之所以能够于1910年在北京举办，就是由青年会干事、美国人埃克森纳（Max J. Exner, 1871-1943）建议并大力促成的，运动会的官员和裁判也主要是美国人。

　　来会理

　　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与美国密切相关。中国本无计划派运动员参加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此时中美两国都处于十分危险的历史关头。美国正经历惨烈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而中国惨遭日本的侵略。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于翌年建立满洲国。1932年5月，中国的官方体育机构因为缺乏资金决定不参加奥运会，计划只派一名观察员出席。不久，上海《申报》登出了一条刺激国人神经的新闻：伪满洲国将派出当时中国最好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并借此图谋将伪满洲国合法化。日本甚至宣传洛杉矶组委会已经接受了这个计划。

　　虽然美国国会当时正陷入孤立主义泥潭，但美国政府反对日本侵华，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 1867-1950）在1932年提出 “史汀生主义”，宣布美国对日本占领中国的一切行为概不承认。美国不会承认满洲国，而洛杉矶组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下，不接受满洲国派代表团参加。即使日本有此图谋，也是竹篮打水而已。但读到报纸消息的国人，群情愤怒。中国体育组织终于决定参加奥运会，以中国的名义派刘长春(1909—1983)出赛。尽管已经过了向洛杉矶组委会报名的截止日期1932年6月18日，但组委会依然于1932年 6月26日接受了中国的申请。刘长春单刀赴会，但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而且是在外交考量下成行的。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了1952年在芬兰赫尔辛基的夏季奥运会，但其代表团直到闭幕式的前一天才到达，错过了几乎所有比赛，所以不能算是真正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意义上参加的夏季奥运会是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前述的 1932年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在这座美国城市。美国人如同1932年一样，对中国非常友好。中国代表团受到举办城市的特殊礼遇。根据1984年奥运会的官方报告，中国一位三级跳远运动员邹振先作为奥运村开放仪式上第一位登记入住的队员，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重返52年前初次参加奥运会的城市”，当邹振先荣幸地成为“代表奥林匹克大家庭入住奥运村的第一位运动员，中国也成为在奥运村中第一个正式升起国旗的国家。他所接过的奥运村钥匙极具象征意义，它将为中国打开一道大门，不单单通向奥运会，更是一个在全世界面前展现自己面貌的新机遇”。在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也受到了热烈欢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皮特·尤伯罗斯（Peter Ueberroth）写道：“当中国代表团进入体育馆的时候…… 场内9.266 5万名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欢呼。这是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也是在这次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一举拿到15块金牌。

　　Peter Ueberroth著Made in America: His Own Story

　　由此可见，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美关系史中的精彩一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1980年初还参加了在美国普拉穗德湖（the Lake Placid）举办的冬奥会。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也是与美国有关。前文提到，是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从1895年开始把奥运引入中国，中国人首次参加奥运会、第一次拿奥运金牌，以及1979年重返奥运大家庭后参加的第一次冬奥会和夏奥会，全部都发生在美国。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中国人与美国人共有的历史和共同旅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以來，中美两国一直在夏季奥运会上竞相角逐金牌霸主地位。特别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中美关系中另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次被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 1942-2021）称为“一场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宣示一个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中国国际形象。美国总统小布什出席开幕式，并盘桓北京多日。他是第一位出席他国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在任总统。小布什此举，凸显当时美国对华友好之意，在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上意义非凡。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一些西方学者一度谈论 “中美国”（Chimerica），意即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共同利益相关者。北京奥运会是近百年来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高潮。

　　雅克·罗格

　　目前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十分困难的阶段，未来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尚属未定之天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2021年我在一次英文讲座中提到，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体育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乒乓外交就是在这一口号推动下脱颖而出的。那么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否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呢，还是未来的中美关系是否会像美国一位著名橄榄球教练的一句名言所说的，“获胜不代表一切，但确是唯一追求”（Winning isn’t everything, but it is the only thing）。中美两国会展开你死我活的生死对决而不是彼此双赢呢？未来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如前文所揭示的体育在中美关系史中的作用一样，体育也许会继续给未来的中美关系为我们提供一份独特的启示和借鉴。

　　五、简短的结论

　　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揭示体育角度在研究美国历史的重要性：1.美国如何通过体育实现世界的美国化和利用体育作为软实力从事文化外交; 2.美国如何利用体育同当时的强国英国抗衡和折冲樽俎; 3.体育因素在中美关系史上的价值。体育在美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当然不只是这三方面。本文强调这三者的目的，旨在举一反三。其实，体育视角可以用来研究不少其他有开拓意义的题目，例如我们可以研究美国如何利用体育比赛来展示美国人的政治价值观。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1938年一场拳击赛。1938年6月22日在纽约洋基体育馆举行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决赛上，美国黑人选手乔·刘易斯（Joe Louis, 1914-1981）仅用124秒就击败了德国拳击手马克斯·施默林（Max Schmeling, 1905-2005）。比赛用时虽短，却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戴维·马尔哥利克（David Margolick）在其专门研究该比赛的著作中写道，“没有任何一场单项体育赛事曾有如此广泛的国际影响……它涉及未来的种族关系和两个大国的声望——仅仅三年后，两国便进入战争状态”。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场比赛的意义远超比赛本身，这是民主和纳粹、自由和法西斯主义的对决。刘易斯以最纯粹的方式代表着民主——不论他的种族、信仰或肤色如何，一个美国黑人也能成为世界冠军;与此同时，施默林则代表着不认同这一观念和理想的国家。

　　David Margolick著Beyond Glory: Joe Louis vs. Max Schmeling, and a World on the Brink

　　此外，体育角度无疑是审视与研究美国种族问题的一个重要视窗，并能够给我们提供新的认识。众所周知，黑人在美国社会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在不少重要体育项目如美式橄榄球、篮球等方面，黑人球星众多，前面提到篮球明星乔丹就是其一。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Tiger Woods) 也是大名鼎鼎。网球方面的阿瑟·艾谢（Arthur R. Ashe Jr.，1943-1993) 不仅是著名球星，还在去世后荣获美国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在棒球方面，杰克·罗宾逊（Jackie Robinson，1919-1972)早在1947年就成为第一个在著名棒球队打球的黑人球员，并成为一代棒球球星。耶鲁大学学者约翰·凯利（John Kelly）曾写道，罗宾逊的球员身份让他成为促成“美国民族融合的烈士”（a Martyr not for God but for an integrating nation”），因此罗宾逊“不仅成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美国理念的创造者”。不言而喻的是，这些黑人运动员在美国都是如日中天的人物，名利双收, 可谓美国梦的成功故事。如果从体育方面分析美国的族群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体育包括游戏的视角甚至可以成为研究美国社区的一个有效途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麻将。麻将起源于中国。但根据美国年轻学者安妮里斯·涵恩兹（Annelise Heinz）的最新研究，麻将是研究美国华人和犹太人社区的有效窗口。她认为从麻将角度可以看到美国犹太人和美籍华人有不少共通之处。她尤其通过麻将来理解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种族和性别问题。

　　Annelise Heinz著Mahjong: A Chinese Gam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历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属于科学范畴，因为历史研究必须基于证据，也不能以偏概全，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历史学者并非发明家，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已经发生的过去。一流历史学家能够从大家视而不见的历史中发现蛛丝马迹，从而做出全新的判断和解读。上面提到的体育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和贡献都是客观存在，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充分意识到和全面理解其重要性罢了。历史学者的责任就是不断探索、通过新的视野、新的范式，反思过去、提出新的观点和新鲜解读。本文提到的三个视野，不仅因为他们是研究美国历史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学者理应十分关注的题目。我希望通过这三方面的尝试解读，足以说明体育路径在美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

　　美国历史学家近30年来一直在追求所谓文化取向或范式转换。入江昭、托玛斯·本德（Thomas Bender）等美国史大家多年来大声疾呼，希望美国史研究要国际化，要有跨国史视野、要重视文化层面等内容。在这些学术巨人的领导和指引下，世界各国学者群策群力，努力把美国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个人认为，体育无疑属于文化范畴，本身就有国际化和跨国史的特质。体育角度有许多其他视野不具备的优势：例如体育诸如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篮球赛等是跨文明、跨意识形态的，世界各国人民不分贫富、宗教，都可以欣赏, 并从中找到共鸣之处；还有体育比赛的标准是平等的，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并可以从中找到共通和独特之处；再次，体育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跨越国界、超越文明和宗教，促成人类相互理解、对话。就美国而言，体育是美国梦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也是可能实现种族、社会、文化融合的一个有机体。上海的姚明、台北的王建民、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体育人士在美国各自领域呼风唤雨、引领风骚就是明显的例子。凡此种种，都说明体育角度在美国史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本文提倡的体育研究强调“体育中的美国史”（American history through sports）, 而不是“美国体育史”（history of sp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这两点差别明显区分了“体育史研究”和“体育中的美国史研究”之异同。虽然两者都包含体育，但后者把体育作为方法，而前者把体育作为研究对象。把体育视野和把体育作为方法纳入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或许有助我们实现文化导向和范式转换方面的突破。

　　本文作者著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近来国内史学界正在热烈讨论什么是新文科。思考在建立“中国特色新文科”时，史学如何创新、怎样突破。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不破不立的道理。我们所讨论及憧憬的新史学在欧美已行之有年，只不过我们一直视而不见或长期不愿打破现有和过时的历史学科的基本框架，一直在落后于时代的学科建制上画地为牢、抱残守缺而已，导致“中国特色”成为一种突破的负担。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和中国高度国际化的今天，我们的历史研究当然要与时俱进，重新出发，更要打破传统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野，打破时空、地理和国别等限制，尤其要重视许多我们过去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题目和视域。体育视野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和国际意义且涵盖文化、文明、外交、性别等多重因素于一体的新研究方向。我们如其空谈理论、方法，不如起而行，踏踏实实的借鉴别人已有的优秀方法并做些实证研究。拙文虽然写的是体育视野在研究美国史中的重要性，但其方法及视角完全可以用来研究中国、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地理与时空的相关历史。就此文写作动机而言，我想强调的是，如果大家能够把长期受到忽视但非常重要的体育这一题目做好了，我们其实就会明了何为“新文科”，何谓“新史学”。

　　本文的部分观点曾在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地演讲时介绍过，在交流中得到不少启迪，获益良多。在此谨向杜华教授、陈恒教授、蔡萌教授、余新忠教授、江沛教授、张岩教授等人及听众表示衷心感谢。